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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。中国先民对“中”的信仰与追求，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。目前所知有关“求中”记载的最早出土文献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清华简《保训》，其中记载五帝时代的虞舜“求中”于“鬲茅”。“鬲茅”即古文献之“历山”，在今河南濮阳与山东菏泽一带。近年来，这一区域发现大量与虞舜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与一些重要城址。这与《保训》记载的舜“求中”于此可以对应。《保训》又载，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“河”。“河”即“河洛”，即现在所说的“大嵩山”地区。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，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围发现了登封王城岗城址、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等早于郑州商城的城址，学术界一般认为上述三处城址应分别为夏代早、中、晚期的都城遗址。上述关于上古先民“求中”的记载，结合与其相关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，可以探讨国家文化的核心理念。从历史考古的遗存“表象”之“中”与“中和”研究阐释，提升至形而上的国家文化的政治学层面，有助于解读营建者深层次的意图，提取、确认其建筑空间背后形而上的国家认同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基因。秦汉王朝开启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，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“大中原”的长安、洛阳与开封东西一线，继承了夏商以来的“择中建都”原则。金朝徙都燕京，在金人看来“燕京乃天地之中”，定都于此才是“以应天之地之中”。这开启了中古时代后期元朝与明、清两朝定都北京之先河。在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，“中”的理念不断扩展、强化与深化，即从“择中建都”到“择中建宫”再到“择中建殿”；都城城门、宫城宫门为“奇数”，数量从“单门道”发展到“一门三道”“一门五道”，这些都折射了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“文化基因”的日益加强。“中”与“中和”基因，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及帝王陵墓布局形制方面。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“择中建都”，就是“中和”理念的要求。都城营建于“天下（国家）之中”是相对于国家东西南北“四方”而言的。“择中建都”之“中”体现国家相对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，同时“中”相对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、公允、公正，从而达到国家之“和”，这种“和”是国家“一统”的基础，是国家认同，是四方凝聚于中央。帝陵的“亚字形”墓室、陵园辟四门与帝国都城规制有着同样的“中”与“中和”思想。综上所述，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不只是局限于器物的类型学研究，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属于国家文化载体的古代都城、帝王陵墓等的空间位置、布局形制等开展多学科、跨学科综合研究，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“中”“中和”国家文化理念与中华历史文化基因。考古发现的鲜卑北魏王朝洛阳城及女真、蒙古、满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中都、元大都、清北京城，都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“中和”理念，深化了国家认同思想。从国家“宫城”到民居四合院的“中”“中和”布局，二者大小虽然不一，但是理念相同，反映出“家国同构”“家国一体”的历史文化，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，可以说“中”“中和”理念之所以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延续不断，与家国同构、家国一体的广大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密不可分。第2页/共10页